“按目前探明可采储量与年产量静态测算，我国煤炭资源保障年限仅有20年左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虽然这一测算未考虑未来的新增探明储量，但恰恰说明加强勘查投入、拓展资源空间的紧迫性。”

姜耀东表示，当前煤炭开发呈现“东部挖深、中部透支、西部待启”态势，亟需从“产煤”思维转向“管资源”思维，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探产储”协同保障机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煤产量48.5亿吨、同比增长1.4%，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仍高达51.4%。“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亮眼的生产数据背后，资源‘家底’却在悄然承压。”姜耀东表示。

“采厚弃薄”现象普遍

勘探投入机制亟待完善

数据显示，由于过去长期的高强度开采，山西、陕西、内蒙古等核心产区矿井服务年限平均缩短了30%；东部矿区全面进入千米深井时代，热害、冲击地压等灾害加剧；新疆虽有全国40%的预测资源量，但勘探程度低、生态约束严，短期内难以“完全替补上场”。

姜耀东分析认为，形成上述局面的根源，在于体制机制存在“重开发、轻勘查”的导向。一方面，企业为了短期效益，“采厚弃薄”成为普遍现象，薄煤层、深部煤层等难采储量被长期搁置，甚至未纳入保障能力核算；另一方面，基础性、战略性的地质勘查工作投入不足，完全依赖企业投入导致市场化失灵。

“勘探周期长、风险高，企业不愿意投，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体系又不完善，这就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姜耀东说。

更棘手的是，跨省区的产能转移缺乏统筹。东部矿井向新疆转移产能，面临技术、人才、生态红线的“三重门”。

对症下药破困局

建立“探产储”协同机制

针对上述困局，姜耀东提出四项具体建议。

一是给老矿区“延寿”。针对中东部开采超30年的老矿，试点“深部探矿权延期保留”政策：确因地质条件复杂未能按期完成“探转采”的，允许延期2年至3年；勘查投入经第三方审计后，按150%比例抵扣矿业权出让收益。设立老矿区资源接续勘查专项资金，支持千米以深精准探测技术应用。对延长服务年限10年以上的骨干矿井，给予产能核增优先支持，形成“探得深、采得久、补得多”的良性循环。

“要用政策杠杆撬动企业往深部找矿，而不是盯着浅层‘吃老本’。”姜耀东解释。

二是对核心区“限产”，给缺煤区“留后路”。将黄淮海、东北和西南缺煤地区划定为“产能储备区”：现有矿井维持不低于核定产能30%的应急保供能力，原则上不再新建矿井；因产能退出影响的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通过资源枯竭型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补偿，实行“先补偿、后退出、再转型”时序安排，补偿期限与矿井剩余服务年限挂钩。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核心区设定年度产量上限，建立“采补平衡”台账，新建矿井须同步完成同等规模资源储量新增勘查。新疆作为战略接续区，实行“生态承载力”刚性约束下的有序开发，优先建设新疆煤外运铁路、输煤管道等基础设施。

三是给“难采储量”定标准。先行制定“难采储量”勘查开采行业指导性意见，在此基础上修订《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国家标准。将薄煤层、极倾斜煤层、高瓦斯煤层等“边际资源”，按技术成熟度划分为可经济动用、技术可采、战略储备三类。对可经济动用类，制定差异化开采规范和税费支持政策，如资源税减征30%，推动采出率从40%提升至55%以上。建立煤炭资源“探明—控制—推断”三级动态管理制度，将煤炭资源保障能力纳入省级政府能源安全考核指标。

“把能吃的‘粗粮’都吃起来，让地方主官既算经济账，更算安全账。”姜耀东告诉记者。

四是让勘探投入“不差钱”。设立“煤炭资源勘查国家基金”，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矿业权出让收益划转（比例不低于10%）、资源税地方留成部分等。基金实行“分类管理、风险共担”：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勘查（如新疆空白区、深部煤系气综合勘查）由基金全额直投，成果纳入国家储量账户；商业性勘查采用“基金跟投+税收抵扣”模式，企业投入超过500万元的，超出部分按50%抵扣企业所得税。重点支持深部及复杂地质条件下资源评价方法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地质特点的难采储量经济评价模型。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姜耀东说，“未来，我们不仅要有煤可产，更要有资源可续。建立‘探产储’协同机制，就是要为子孙后代守住这份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