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地区如何转型？是另起炉灶，还是依托家底“老树发新枝”？新能源新材料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政产学研如何形成真正协同？这些问题正成为全国能源转型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答题”。鄂尔多斯作为煤炭保供重镇和风光富集区，其探索具有样本意义。日前，在鄂尔多斯召开的新能源新材料政产学研高级别会议上，院士专家、领军企业家和业界代表围绕这些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转型不是简单“弃煤转绿”，

而是重新定义资源价值

过去谈转型易陷入“去煤化”单一叙事。行业新判断认为：转型不是把煤炭简单换成风光，而是重新定义资源价值——地下空间、共伴生矿产、废弃土地、绿电资源都可能成为新产业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指出，西部省份相当比例 GDP来自矿业，高强度开采带来塌陷、三废、含水层破坏等“负效应”的同时，也延伸出可挖掘的“正效应”：废弃土地可建光伏、风机并增加碳汇；垂深足够的老矿井可建抽水蓄能下水库、压缩空气储能；采空区瓦斯可抽采发电；矿井水可处理用于建筑制冷；枯竭油气储层可用于二氧化碳封存、储气储油；废弃巷道可开展原位科学实验或打造矿山公园。采矿遗留资产并非只有治理成本，也可能成为新能源、储能和碳封存的新载体。

共生和伴生资源协同开发同样改变产业逻辑。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学斌以鄂尔多斯盆地为例指出，铀矿与煤炭上下叠置、共伴生，包头的稀土与钍更是战略性矿产。他建议打造国家级“能源+资源”协同开发示范工程，以清洁能源为铀资源开发供电，用新能源制氢制氧、利用二氧化碳作原料；同时突破按矿种分别办证的政策瓶颈，推动铀煤兼探兼采，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其普遍意义在于：从单一矿种转向多种资源协同，从“挖资源”转向“经营资源系统”。

矿区治理卡点揭示全国性难题。中国地质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张发旺给出数据：鄂尔多斯老采空区约 300平方公里、沉陷地约800平方公里、废弃损毁土地约1000平方公里。卡点有三：理论上不能把矿业负面效应绝对化，采空区、沉陷区本身也是资源；技术上核心是“要不要再造、能不能重塑”，按风险等级区划，重塑微地形并耦合风能光能，发展“微光”“微风”设施；金融上，银行和社会资本不敢介入，因安全稳定性动态评估不足、投入产出看不清。他建议试点“资源图、产业图、经济图”三张图，算清资源禀赋、产业导入与边际效益，让金融机构“心中有底”。这提示全国：矿区治理不能只靠财政，需建立可评估、可融资、可产业化的机制。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也被重新定义。山东大学教授朱维群提出，“化石能源”既是能源更是物质资源，应“能量和物质同时高效利用”，主张两条碳中和路线耦合：一是不用碳的绿色能源按经济有效规模推进；二是“用碳不排碳”——在一套装置中将煤电与煤化工结合，发电效率超60%、碳利用率超95%，把二氧化碳衍生物做成低成本高固碳材料，让火电、钢铁、电解铝等传统产业实现不排二氧化碳。煤炭的“燃料属性”正延伸为“原料属性”，减碳路径从单一替代转向系统方案。

企业一线实践表明，转型复杂性集中在绿电消纳、价值认定和产业链层级上。华能北方公司总经理郑安介绍，煤电一体化后按吨煤提取治理基金反哺矿山修复，熔盐储热电解耦技术造价较五年前降一半；但库布其外送项目调相机投资运维成本远超预期，正研究构网型储能替代。国家能源集团内蒙古公司副总经理刘舜奇提出，围绕“网上输电、路上输煤、油气输送、多能耦合”四条主线，联合攻关大基地技术，推进煤基新材料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三峡陆上新能源副总经理呼和介绍，库布其1620万千瓦“沙戈荒”基地计划2027年首批并网、2028年全容量并网，每年向京津冀送清洁电力约400亿千瓦时；万吨级光伏制氢项目已投用，正承担国家10万吨级电解水制氢合成氨示范任务。包钢集团总经理李晓提到，主厂区年用电量约110亿千瓦时，白云鄂博矿区新能源发电占比达50%，但发电在山北、负荷在山南，绿电直连受通道制约，外接电中绿电占比仅约34%。远景集团副总裁汪小帆以零碳产业园为例提出，关键是让风光新能源变成稳定且具经济性的资源，使减碳价值在产品端和出口竞争中得到认证。其共同诉求是：绿电直连受通道和资源配置制约，存量负荷绿电替代存在政策障碍，绿色产品价值认定机制不完善，产业链层级偏低。转型下一程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绿电市场、碳市场与产业政策的协同问题。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

堵点不仅仅在“最后一公里”

讨论焦点转向对创新链条的完整审视。

埃尼奖得主王中林结合纳米能源研究经历坦言，从0到1的原创成果走向量产，每一环节都面临挑战：原创不被了解和信任、政府支持周期漫长、企业要求“拿来就能用”、中试造价竞争等。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最后一公里”，而是从原创验证、中试熟化、首台套应用到市场准入的全链条问题。

低碳技术路线需要理性。南方科技大学化学系讲席教授刘科提出，应理性看待“零碳”概念，立足资源禀赋走低碳路径；对绿色甲醇、绿氨等“百分之百减碳”路线，可走“中国特色的低碳甲醇、低碳氨道路”——充分利用风光，适当保留煤炭作稳定原料，减碳70%—80%，成本仅略高于灰色路线；最后20%的减碳成本指数级上升，不宜强求。他还建议在太阳能板下治理沙土地，用从劣质煤中分离的微纳米矿物质改良土壤，把新能源与治沙、增田结合。产业化不能追求概念上的“绝对零碳”，而要在成本、安全、减碳间找现实最优解。

零碳场景落地不只是设备堆砌。上海良信股份副总裁董晓丹坦言，零碳工厂实践中，源网荷储各端设备品牌、技术路线不一、缺乏协同接口，堆砌后带来数据不稳定。零碳落脚点是高效利用电能、建立合理降碳路径——大量设备堆砌的收益，甚至不如精细化负荷管理节省的电能。建设重点正从“堆设备”转向“系统协同”和“负荷管理”。

装备与材料的关系揭示另一层转化逻辑。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寇子明指出，装备由材料制成、运行消耗能量，材料决定装备性能与能耗。天然气制氢加添加剂可产碳纳米管、碳纤维；高效导热碳材料可将传统传导加热改为辐射加热，效率大幅提升。但首台套落地难，难在需求定位不清、接口技术信息不对称、协同创新机制缺失、经济评估不足、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未建立。新材料产业化必须与装备验证、场景开放同步推进。

更深层的堵点在机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汪文生认为，要承认科研有多种类型，高校主要承担0到1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本身并非为“落地”而做，对“高校成果不落地”的质疑与高校职能存在错位；真正能打通创新与产业的是企业家——承担风险、预测未来、组合资源、突破困难，而国企考核激励和企业家精神释放仍有空间；政府层面存在“碎片化”问题，发改、财政、税务、安全各管一段，顶层设计好但操作环节常“卡壳”。政产学研协同不能停留在签协议、开会议，而要在考核激励、政策衔接、风险分担上形成可操作机制。

高校一线体会更具体。内蒙古民族大学化材学院院长刘景海坦言，“技术到应用场景的转化”仍是最难跨越的门槛。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王丽丽指出，新能源材料产业化落地的根源是上游矿产资源的稳定支撑，但高校聚焦材料研发，对资源支撑考量不足；在推进的高纯石英重大专项中，针对高端高纯石英砂90%以上依赖进口的局面，团队打通从找矿、采矿、选矿、提纯到后端制品开发的完整链条，联合龙头坩埚企业全程协同攻关，核心经验是科研选题源于产业一线真实需求。材料创新不能只盯实验室指标，还要向上游资源保障和下游应用验证延伸。

转型的下半程，

是机制与生态的竞争

从资源再定义到煤炭原料化，从绿电消纳到零碳场景协同，从原创验证到中试首台套，从高校选题到企业家精神，这场讨论勾勒出全国资源型地区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共同转向：上半程靠资源禀赋和项目投资，下半程靠技术路线选择、产业组织能力和制度协同效率。

鄂尔多斯只是一个观察窗口。其意义不在某个具体项目，而在它同时具备传统能源保供、风光开发、新材料布局和矿区治理多重命题，成为检验转型成色的“综合样本”。放眼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政产学研立足实际、久久为功；新材料是新能源的基础支撑，基础材料创新决定产业高度；打通科技到产业创新链条，关键在于构建有效协同机制。

从“一煤独大”到“多能耦合”，从“挖煤卖煤”到“风光氢储车”全链布局，转型故事才刚刚展开。资源禀赋决定起点，但决定终点的，是能否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和制度优势。这才是鄂尔多斯样本对行业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