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与消费国，煤炭产业在过去几十年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024年，我国原煤产量达到了47.6亿吨，同比增长1.3%，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煤炭开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煤矸石的产生量达到8.25亿吨，同比增长2.1%，综合利用量为6.07亿吨，综合利用率约为73.6%。尽管这一利用率较过去有所提升，但每年仍有2亿吨新增煤矸石堆存，累计堆存量已超过70亿吨，形成了2600余座矸石山，压占土地面积约1.5万公顷。这些矸石山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包括土壤污染、水体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等问题。

但与此同时，煤矸石还是一个资源宝库，具有多种用途和价值。目前，我国煤矸石的综合利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约60%的煤矸石用于填充路基、低洼地、土地复垦等直接利用，约30%用于生产各类建筑材料、矸石电厂燃烧和其它燃料利用。其余10%用于生态修复、提取有价组分和化工利用等领域。

因此，推进煤矸石从“生态包袱”向“资源富矿”转型，不仅能重塑矿区国土空间格局，更将为“双碳”目标下的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提供现实路径。

据调研了解，尽管我国在煤矸石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要求。

主要体现在：一是标准体系滞后。现有国家标准缺乏针对地面回填复垦的专项技术规范，导致工程质量参差不齐，难以有效指导工程实践，甚至可能引发新的环境问题。二是监管协同不足，跨部门审批流程复杂，各部门职责划分模糊，导致项目落地效率低下，一定程度降低了公众对煤矸石治理工作的信任度。三是技术瓶颈突出，难以满足实际治理需求，有的技术经济性不足，影响了煤矸石综合利用的效率和效益。四是政策支持分散，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五是区域差异大，使得煤矸石的产生量、性质和治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如盲目推行统一治理模式，可能会导致治理效果不佳。

煤矸石治理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面对上述诸多挑战，建议采取综合措施加以应对：

一是完善标准与风险评估体系，加快出台《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复垦国家标准》，针对不同场景制定详细的技术标准，并建立全生命周期风险防控机制。

二是推动技术研发与示范工程。设立国家煤矸石生态治理专项基金，重点支持黄土沟壑区、沙漠矿区等典型场景的土壤重构与地貌重塑技术攻关。大力推动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通过示范工程，形成规模化、高效化的治理模式。

三是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整合相关部门职能，推行“一站式”审批，简化审批流程，提高项目落地效率。建立全过程数字化监管平台，实施“红黑榜”奖惩制度。

四是优化政策与土地供给机制，将煤矸石回填纳入“十五五”生态修复规划，对示范项目给予增值税减免、用地指标倾斜等政策支持。推行“以废换地”模式，允许企业通过复垦置换新增建设用地，激发市场参与积极性，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煤矸石治理领域。

必须要强调的是，煤矸石治理核心关键是从源头减少煤矸石的升井量，这就需要改进巷道布置、推广井下智能分选等，本身是开采技术问题。面向未来，我们应以西部（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区为突破口，构建“回填复垦—产业植入—碳汇增值”的闭环体系，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为我国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 姜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