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国家赋予煤炭的重大使命，是系统推动煤炭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也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促进能源行业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必由之路。截至目前，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现阶段还存在哪些问题亟待突破？就上述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

中能传媒：据您了解，目前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还需要重点攻克哪些挑战？

姜耀东：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在煤炭开发、生产、储运、使用全产业链各环节，综合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等手段，控制和减少污染物及碳排放，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的活动，对于充分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果，首先是煤炭绿色智能开采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煤矿建设加速推进，建成了黄陵、神东等千万吨级智能矿井，无人化工作面、钻锚一体化设备加速普及，截至目前，已累计建成智能化采掘工作面4770处，智能化产能比例超过50%。其次是清洁转化规模扩大，煤制油气产能达千万吨级，超低排放燃煤电厂占比超90%，高效煤粉锅炉排放接近天然气标准。三是生态修复成效显著，如神东矿区的植被覆盖率已经从10%提升至60%。此外，现代煤化工产业也先后攻克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可以说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体系。

当然，目前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仍存在部分困难及挑战，如在煤炭开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我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煤矸石是在成煤过程中与煤层伴生的天然矿产物，属于煤炭开采和洗选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其大量堆存不仅占用土地，还可能对环境和生态造成污染。

然而，煤矸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可以被用作建筑材料、化工原料、肥料以及发电等。目前煤矸石的综合利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约60%的煤矸石用于填充路基、低洼地、开采充填、土地复垦和填埋等直接利用，约30%生产各类建筑材料、矸石电厂燃烧和其他燃料利用。其余10%用于土壤改良、生态修复、化工利用等领域。这些利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煤矸石堆存的压力，但现有的煤矸石无害化处置利用规模和能力仍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要求。

中能传媒：针对煤矸石的治理路径，您有何建议？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发力解决？

姜耀东：煤矸石治理是我国煤炭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煤矸石治理路径中核心关键是从源头减少煤矸石的升井量，这是一个开采技术问题，可以通过标准引领、技术驱动与政策协同等方式，推动煤矸石从“生态包袱”向“资源富矿”转型转变，不仅能重塑矿区国土空间格局，更为“双碳”目标下的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提供现实路径。具体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力：

一是完善标准与风险评估体系。建议加快出台《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复垦国家标准》，针对回填塌陷地、废弃矿坑、荒沟等不同场景制定详细的技术标准，明确煤矸石地面回填复垦的技术路径和操作规范。同时，建立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复垦环境监控的长效机制，出台地方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复垦技术规范，指导各地项目建设。

二是推动技术研发与示范工程。重点支持黄土沟壑区、沙漠矿区等典型场景的土壤重构与地貌重塑技术攻关。大力推动煤矸石地面回填土地复垦中环境风险控制与原位修复技术、土壤重构与地貌重塑技术等的研发与应用，保障煤矸石综合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控制和复垦土地的高质量利用。通过推动技术研发与示范工程，可以提升煤矸石综合利用的技术水平，突破现有技术瓶颈，推动形成规模化、高效化的治理模式。

三是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建议国家成立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和循环利用跨部门管理监督机构，由县级政府牵头成立煤矸石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具体牵头，整合环保、自然资源、农林业等部门职能，推行“一站式”审批，简化审批流程，提高项目落地效率。建立全过程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对煤矸石治理项目的实时监控和动态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四是优化政策与土地供给机制。建议将煤矸石回填纳入“十五五”生态修复规划，对示范项目给予增值税减免、用地指标倾斜等政策支持。推行“以废换地”模式，允许企业通过复垦置换新增建设用地，激发市场参与积极性，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煤矸石治理领域。同时，完善陕蒙等重点区域的土地供给保障机制，为煤矸石治理项目提供充足的用地支持。